我们如今在书店很难看到很薄的小书。书商为了把码洋大幅提高，即使字数很少的书，也要想办法让它成为两百页以上的大书。前不久杨澜的一本书就是如此，舆论为此还很费了一番口舌。不过，书商如此做的结果，是成心不想让买书者读——绝大多数读者对砖头般的巨著是要望而却步的，我也如此，像我这种喜欢躺着看书的懒人，手捧巨著卧读实在也吃不消。更何况，现在的厚书是注水的货色。
前几日翻书，偶然发现一本《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周培源先生作序，全书103页，定价0．46元），封面是钢笔素描的爱因斯坦头像，此外便无其他装饰。我顿生好感，又重读一遍，觉着得到了莫大的享受。这本书是从浩繁的爱因斯坦书信和手稿中摘录而成的，编者费了极大心血，把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妙语卓见分项摘出，往往一封信中就摘几句话。我却觉得这几句话比有些皇皇巨著更有意义，更能启人心智。我估计如今有这书的人不多，所以要当一回文抄公，与读者共享他的智慧妙语。
1909年夏天，日内瓦大学纪念加尔文创建该校350周年，同时给爱因斯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爱因斯坦先是把请柬扔进了废纸篓，后来校方派他的学生朋友去请，他算是去了。庆典结束时举行了丰盛的宴会，他问坐在身边的一位日内瓦显贵：你知道如果加尔文至今还健在，他来这里会干些什么吗？对方说不知道并反问爱先生。他回答说：“他肯定会点燃一堆熊熊烈火把我们这些罪恶的贪吃鬼统统烧死。”
1915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发表后，一夜之间成为名扬全球的著名人物。他给一位朋友写信说，“自从出名以来，我变得越来越笨，当然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一个人同他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之间，至少在同其他人所说的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之间，确实有着天壤之别。但他却不得不以一种诙谐幽默的心情来接受这一事实。”
1951年爱因斯坦给一位小女孩写了一封回信：“地球已经存在了十亿年有余。至于它何时终了的问题，我的意见是：等等看吧！”
1927年有位精神分析学家给爱因斯坦写信，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心理分析。他的回信是：“非常遗憾我无法满足你的要求，因为我只希望自己能留在没有经过分析的黑暗之中。”
1937年的一则手记：“政治如同钟摆，一刻不停地在无政府状态和暴政状态之间来回摆动。其原动力则是人们长期的、不断重现的幻想。”
1954年回复一位纽约艺术家的信：“看来你肚子里塞满了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中时髦一时的空洞言词和观点。如果我能成为一个独裁者，那我一定要禁止使用这些莫名其妙的蠢话。”
1937年的一封信：“我们这一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科学研究硕果累累，科研成果在技术应用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家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远远超过那些聪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如果人类要保持自己的尊严，要维护生存的安全以及生活的乐趣，那就应该竭尽全力地保卫这些圣人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并使之发扬光大。”
有位植物学家在美洲科迪勒拉山脉最高峰发现了一种新的仙人掌科植物，命名为“爱因斯坦尼亚”，并将此事信告。爱因斯坦的回信是：“你那考虑周到的行动使我不胜铭感。你的命名不仅使那株小小的植物，而且也使得我无法享受那崇岭之巅的平静了。”
经常有杂志请爱因斯坦发表对音乐家的意见。他有两次回信是这样的：“对巴赫毕生所从事的工作我只有这些可以奉告：聆听，演奏，热爱，尊敬——并且闭上你的嘴。”“关于舒伯特，我只有这些可以奉告：演奏他的音乐，热爱———并且闭上你的嘴。”
1934年为一家杂志写的谈宽容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段落：“宽容就是对于那些习惯、信仰趣味与自己相异的人的品质、观点和行动作恰如其分的评价。这种宽容不意味着对他人的行动和情感漠不关心。这种宽容还应包括谅解和移情……因此，最重要的宽容就是国家与社会对个人的宽容。为了确保个人自身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安全，国家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国家变成主体，个人却沦为唯命是从的工具，那么所有好的价值就全部丧失了。必须先砸碎磐石然后才能长出树木，必须先松土然后植物才能茁壮成长。同样，只有在人类社会达到足够的开放水平、个人能够自由发展自己能力的时候，人类社会才能取得有价值的成就。”
1933年给一位音乐家的回信：“千万记住，所有那些品质高尚的人都是孤独的——而且必须如此——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享受自身环境中那种一尘不染的纯洁。”
文抄公到此打住。没有此书而想一读为快的读者，我建议你要求世界知识出版社重印，不过，你起码得准备十块钱——那也值，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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